可怕！150万可“借卵包生两个宝宝”？杭州多家

　　今年7月起，一个现象引起时报记者的关注：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、浙江省人民医院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、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的多个公用卫生间里，常能看到各种形式的“代孕”“性别鉴定”“包生男孩”小广告。“巧合”的是，这几家医院都是能够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三级甲等公立医院，有不少患有生殖系统疾病、不孕不育的夫妻前来就诊。

　　把非法代孕的广告贴进公立医院，小广告的背后是群什么人？地下非法代孕市场又是怎样的？在隐蔽身份与两家非法代孕机构负责人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联系，走访了多家医院和个人后，记者看到了一个大而危险的“陷阱”……

　　代孕妈妈的心声

　　哭诉凄惨经历

　　“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”

　　橙橙（化名）是安徽人，1995年的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。因为婚姻走到尽头让她心灰意冷，加上微商生意亏钱又欠了外债，橙橙想到了一个能来钱又能逃避现实的办法：当代孕妈妈。

　　“到代孕机构‘工作’这一年，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的日子。”在和记者对话时，橙橙几度哽咽。“我的婚姻不太如意。”橙橙说，“我是2014年生完小孩的，之后的一段时间做微商，但孩子的爸爸动了我的一大笔货款，导致我资金链断掉了。”

　　橙橙做的是代理，货款出现了大窟窿后，代理生意显然是做不下去了，同时她还欠了一笔保证金。“我只能再向外面借钱把原先代理的保证金还掉，解散自己的团队。”

　　2015年4月，橙橙把孩子放在了自己父母家后只身来到南京打工。因为只有高中学历，橙橙找工作到处碰壁。2015年6月，橙橙和丈夫的婚姻也走入瓶颈，争吵不断升级。

　　“我想逃避婚姻，又想要钱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了代孕妈妈的招聘广告。”橙橙说，她从网上搜索到了很多“代孕”机构的广告，也加了很多机构的微信和QQ，“后来我从众多公司中选择了上海的一家。我一直在网上跟这家机构的客服联系，对方也很热情，经常跟我聊天、谈心，她的朋友圈看起来也比较真实。”

　　下定决心后，橙橙前往上海，打算去之前一直保持联络的代孕机构，可接下来的一连串事情让她既吃惊又失望。

　　“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一下火车，接站的什么都没说就把我接到了一个地方，上楼前很强势地把我的身份证收走了。上楼后，跟我对接的人跟之前联系时的态度判若两人，说他们只是中介，已经把我转给了另外一家公司。”

　　接下来，橙橙被转到了一个代孕机构，并拍照留底给客户选择，“公司会让客户通过照片选择代孕妈妈。整个孕期代孕妈妈和客户夫妻不会有什么接触，除非到了节点，比如过年过节和重要产检的时候，会让客户夫妻来一下。”

　　橙橙说，选择让她代孕的客户来自杭州。这对夫妻已经有了一个儿子，希望通过代孕再要一个女儿。

　　“一般公司为了保证成功率，都会在代孕妈妈的子宫里放2~3个胚胎，我大概是易受孕体质，2个胚胎在我子宫里都存活了。可客户夫妻不想要双胞胎，我不得已做了减胎手术。这件事对我冲击挺大的。”橙橙哽咽了，“这毕竟是一条生命啊！”

　　在上海代孕的一年里，橙橙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。她说，机构不会让代孕妈妈出去，所以不能像其他孕妇一样正大光明地外出散步、逛商场，也不能像自己怀孕一样有丈夫和家人陪在身边尽心呵护。怀孕的时候女性的心理变化是很复杂的，很脆弱也很容易抑郁，这些都不会有人来管。

　　最让橙橙崩溃的是丈夫趁她在上海期间，把孩子从她父母家接走，剥夺了她的抚养权。“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，但大着肚子又不能走出这里把我孩子找回来。我开始后悔，为什么要做代孕这个事情。”橙橙哭了……

　　医 院 的 心 声

　　从卫生间蔓延到医院各角落

　　代孕小广告令人防不胜防

　　其实早几年，各医院厕所就有类似小广告出现，只是情况不太多，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井喷。

　　一年来，浙大妇院总务科和物业管理人员发现过以各种形式、途径出现的“代孕”“试管”“包生男孩”小广告，位置从相对隐蔽变得醒目，越来越无所忌惮。

　　- 非法代孕小广告 -

　　浙大妇院总务科副科长邵卫红说：“我们要求清洁工人一发现类似小广告就清理，但这些广告越贴越多，位置也越贴越高，甚至贴到了天花板上，有时需要请男清洁员带工具爬高去清理，简直苦不堪言。”

　　我国卫生部门曾严禁任何形式的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，然而在这些机构里，交易是明码标价的。

　　“天赐宝宝”在对记者报价时告知，客户需要在支付“套餐”费的基础上给捐卵自愿者一定的补偿。补偿标准一般在3万至6万元，如果不挑选自愿者，补偿费用2.5万元。

　　例如，他们机构“借卵自怀包怀孕”价格为16万元，“借卵+借腹生一子包成功”的价格为90万元至110万元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客户需要给供卵“自愿者”几万元的补偿费。

　　- 代孕公司安排“自愿者”和客户面试 -

　　非 法 代 孕

　　危险的背后谁为伤害买单

　　多方数据显示，不孕不育正变成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，中国每8对适龄夫妻中，就有1对为不孕不育。

　　2020年，中国人口协会、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据显示：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2.5%~3%，攀升到近年的12%~15%左右。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，其中女性占50%，男性占40%，夫妇双方共同原因占10%。

　　正是看到其中蕴藏的市场及巨大利润，各种非法代孕机构应运而生，但须注意的是带来的危害巨大。

　　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生殖科主任费小阳告诉记者，很多提供代孕服务和供卵的女性都很年轻。“生过和没生过孩子完全不一样，女性的机体、子宫结构、衰老程度等都会发生改变。有些年轻女性因为经济问题或缺乏法律、医学常识而频繁代孕，这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。”说起这些，费小阳有些激动。

　　“代孕是非法的，这些机构只能让代孕妈妈住在旅馆、居民区，她们得不到周全严密的照料和医疗检查。一些地方没有医疗安全保障，做不到无菌处理，一旦感染、大出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　　另外，代孕涉及到很多问题，“首先是伦理方面。从遗传学角度，孩子是提供精子卵子的客户夫妻的，但从生理学角度，孩子是代孕母亲的。代孕母亲、遗传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母子关系难以界定，容易出现社会关系混乱，给代孕母亲和孩子带来身体和心理的伤害。”费小阳说。

　　由于无法界定母子关系，代孕可能引起继承、抚养等问题，对孩子的成长不利。“有新闻报道过代孕妈妈产子后打官司的，当时的确签了代孕合同，而十月怀胎是会有感情的，孩子真的生下后，很多代孕妈妈会舍不得。”

　　费小阳说，“当然，还有敲竹杠的情况，因为选择代孕的客户往往有经济实力，提供代孕服务的机构和个人往往需要钱，在交易过程中，有被敲竹杠的风险。”

　　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俞帅斌说，从事代孕有关的行为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伦理、道德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明显相违背。

　　在我国普遍的司法实践中，因代孕孕母和委托代孕的父母之间签署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合同，或者中介代孕机构和委托代孕的父母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，均会因违反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，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。

　　而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，我国卫生部颁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第三条有明确规定：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，以医疗为目的，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、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，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”

　　专 业 知 识

　　杭州仅6家医院允许开展辅助生殖技术

　　第三代试管技术只两家可开展

　　非法代孕机构号称能够开展辅助生殖技术，也就是百姓常说的“试管婴儿”，而且是三代试管技术。可很多人不清楚，为了保障医疗安全，辅助生殖技术作为特殊医疗项目需要国家卫健委审批，要求只能在三甲公立医院展开。

　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科高惠娟告诉记者，在杭州，获批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也就只浙大一院、浙医二院、邵逸夫医院、省人民医院、浙大妇院、杭州市妇产科医院6家。其他的设区市，每个城市只允许1到2家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。

　　-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生殖医院中心实验室 -

　　允许开展第三代试管技术的更是少之又少，浙江省只有浙大妇院和邵逸夫医院允许开展，这项技术在运用中仅允许遗传性疾病的筛查，不允许性别筛查。

　　“辅助生殖技术能给不孕不育家庭带来希望，但这项技术如果不严格限制，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，比如性别选择、代孕、供卵等，这些从技术层面上已经不难，而如果控制不好就是灾难。”高惠娟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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