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岁退休后，他蹬了20年三轮，捐了35万，拯救3

　　?14年前，一位平凡的老人安静地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旅程。

　　生命的最后15年，他把自己的一切，献给了一群素未谋面的孩子，用一辆三轮，驮起300多名孩子上学的希望。

　　如今，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年受资助的孩子早已成家立业，老人的故事却渐渐被这个喧嚣的世界淡忘了。

　　这世上，每天都有旧的人离去，也有新的人到来。可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依然活着。

　　文 | 云山

　　在天津憩园，有这样一处墓碑，太白青花岗岩的碑体上，除了碑文，还镌刻着一位老人蹬车的照片。

　　每年的清明节，一群学生会来扫墓。他们献上鲜花，仔细地将铜像上的灰尘擦抹干净，铜像上老人的笑容仿佛更加清晰。清瘦的面庞，一如他当年的模样。

　　这位老人叫白方礼，一位三轮车夫，一个平凡的爱心助学老人。

　　他这一生，没念过一天书，却用普通的车轮，驮起了300多名孩子上学的希望。

　　1913年6月17日，河北沧州西部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，一声男婴的啼哭划破了宁静的夏天。村庄叫做白贾村，儿子名唤白方礼。

　　家境贫寒，白方礼没上过一天学。打从记事起，他就跟随着父母，穿梭于田间地头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　　偶尔路过村里的私塾，听见里面传来琅琅书声，小小的少年总忍不住踮起脚尖张望，一颗心满是向往。

　　13岁，白方礼就开始给人打零工，正值青春年少，稚嫩的肩膀就扛起了大半个家。

　　日历一页一页地撕下，日子如同用模子刻出来似的，贫苦人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。在时代的风雨飘摇中，一家人在这世上浮浮沉沉，一恍然十多年就过去了。

　　1944年，31岁的白方礼离开家乡，独自一人来到天津闯荡。

　　偌大的城市，却没有一处栖身之地。头三年，他四处乞讨、流浪、打零工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尝遍了人世间的苦。

　　生活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，但白方礼决定留下来，他坚信，只要肯吃苦，就能吃饱饭，能在这个城市立足。

　　直到1947年，白方礼才终于谋到了一份三轮车运输的工作，生活虽然依旧清贫，但好歹多了几分安稳。

　　一直熬到解放后，白方礼在河北运输场当上了运输工，以劳动人民的方式翻身做了主人，日子才有了几分盼头。

　　他结了婚，有了家，把孩子们拉扯大，念完大学，再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。时光飞逝，少年意气风发的模样犹在昨日，今宵却已是两鬓染霜的老人。

　　1974年，61岁的白方礼从运输场退休，又在一家油漆场“补差”。1982年，他又在个体三轮社从事客运服务，直到74岁正式退休。

　　他想，这一生似乎没干什么“大事”，就要过完了。日子如同一页页写满故事的纸，过日子的人，在故事里辗转，转着转着就转到了结尾。

　　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，如今儿女已成家立业，他也终于退休了。白方礼只想回到故土，见一见多年未见的亲友，住一住祖辈留下的老屋。

　　劳碌一生，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，选择回到故乡，安详地度过自己的晚年。

　　1987年，白方礼收拾好行囊，踏上了归乡的路。

　　已入秋，风有些微凉，颠簸了一天，白方礼终于回到了日思夜念的故乡。

　　眼前的村庄熟悉又陌生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昔日低矮的茅草房已不多见，许多人家盖起了明亮的砖瓦房。

　　白方礼走在那条通往老屋的蜿蜒小路上，儿时的记忆在脑海中一一掠过，平静的内心也泛起了一丝波澜。

　　远远地，他看见田间有几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正忙着割稻子。少年们个个身材瘦小，皮肤晒得黝黑，动作娴熟而敏捷。

　　白方礼有几分讶异，正是念书的年纪，这些孩子怎么没去上学呢？他一边思索着，一边走上前，问：“孩子们，你们怎么没去上学啊？”

　　几个孩子闻言，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抬起头来望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一双眼睛清澈如水：“家里穷，爹妈不让上，学校破，老师都走啦。”

　　白方礼听完，如鲠在喉。他顺着孩子们的指引，来到了村里废弃的小学，看着破败的屋顶，杂草丛生的墙角，他的心里五味杂陈。

　　徘徊了许久，白方礼才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老屋。夜色如水，他躺在床上，听着屋外的虫鸣，辗转难眠，数不清的思绪纷至沓来。

　　荒废的教室，田间的少年，一双双渴求又无奈的眼睛，还有多年前那个在私塾外，垫脚张望的自己。

　　他又想到自己初到天津，不识字，只能乞讨、流浪，后来靠着拉车做苦力，才熬过了这大半生。没文化的苦，他吃过了，他不想让孩子们再吃。

　　三日后，白方礼收拾行李回到了天津。一到家，他就召集自己的几个孩子开了个会议，他说：要将自己半生的积蓄5000元，捐给家乡的小学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200元就能买一台电视机，5000元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，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

　　起初，孩子们都不同意，一来他们本就不富裕，二来父亲年纪大了，这是他积攒半生的养老钱，怎么能说捐就捐呢？

　　但白方礼早已下定了决心，不管子女怎么劝说，他都没有丝毫的动摇。见孩子们都不支持，他一狠心，撂下一句：你们要是不同意，我就与你们断绝父子关系！

　　这下，孩子们都不敢吭声了。父亲的脾气他们知道，向来是说一不二。无奈之下，只好表示同意。

　　得到了子女的支持，白方礼去银行取了钱，细心地包好，和孩子们一起回了一趟老家，将那5000元郑重地递到村长的手中。

　　随后，白贾村用白方礼捐助的5000元建立起“教育奖励基金”，又利用村财政支出和募集来的善款，修缮了教室，请来了老师，再去把辍学的孩子们一个个招呼回来上学。

　　教室里又响起了孩子们的读书声，他内心流淌着一股幸福的暖流。

　　家乡的孩子们终于有书念了，可白方礼的漫漫助学路，才刚刚开始。

　　74岁，本该是一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，白方礼却重新蹬起了三轮。

　　和以前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，他不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那些贫苦的孩子，能顺利进入学堂。

　　每天清晨，太阳还未升起，白方礼就蹬着他的三轮出门了。直到星辉斑斓时，老人才披着一身月色回到家中，把一天赚的几十块钱，小心翼翼地放入他的小盒子里，再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。

　　他给自己定了目标，一个月要挣一千，一天要挣三十到四十，没有达到目标绝不收工。不管路途多远，活有多重，钱再少，他也要干，能攒一点是一点。

　　一年365天，白方礼没有一天休息。

　　炎炎夏日，路面温度高达50多度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裳，在烈日的炙烤下，好几次，他在车上中暑晕倒。

　　寒冷的冬天，风吹在脸上刀子似的，大雪落了他一身，地面路滑，他连人带车翻到路边，也顾不得疼痛，爬起来继续蹬。

　　有一天，快凌晨了白方礼还没有回来，那时还没有手机，联系不上人，儿女们都急坏了，打着手电筒四处去找。

　　直到凌晨三四点，白方礼才推着车回来，一脸兴奋。他告诉孩子们，自己接了一个大单，送一批货去杨村，一趟赚了二十多块钱哩！

　　杨村距天津城区有60里，别人都嫌太远，货物太重，天色也不早了，不愿意干，白方礼却一口应下。

　　他年事已高，精力不足了，骑一段，推着走一段，再歇一段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将至凌晨，才终于把货送到。

　　每每攒足了一两千，白方礼就蹬着三轮，看到一所学校就进去，找到校长问，有没有贫困学生，有的话他就把这笔钱捐出去。

　　一次，在天津红光中学的借读的藏族学生来客运站做雷锋活动，白方礼见他们穿着藏族服饰，便上前和他们攀谈起来。问他们是哪个学校的，有困难学生吗？

　　学生答道：“有啊，我们有孤儿，有牧区孩子，有农民孩子。”

　　白方礼听了，立刻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叹了长长的一口气，对他们说：“我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”

　　过了半个月，白方礼蹬着三轮车找到了学校的校长和主任：“我来给孩子们送钱了。”

　　只见他从衣服里掏出厚厚的一沓钱，一毛、两毛、五毛、一块、两块......就这样，凑足了900元。

　　校长和主任都惊呆了，看着老人瘦削的面容，满是裂口的手，这一毛两毛攒起来的900元，是那样的沉重，他们怎么能收呢？

　　白方礼却急了：“收下吧！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给孩子们的心意！”

　　校长无奈，只好收下。之后每个月，他都送来900元钱，风雨无阻。

　　每一次，孩子们都会来向他汇报这一个月的学习和生活状况，听完后他总是满意地点点头：“只要你们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将来建设你们西藏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　　有一天，红光中学孙老师带着学生去天津站看望白爷爷，天气特别热，他们等了半小时，远远地看见一个老人蹬着三轮，肩膀上搭着毛巾，一边蹬一遍擦汗。

　　一学生见了，忍不住就哭了：白爷爷给我们的钱，比金子还重！

　　1994年，81岁的白芳礼把整整一个冬天赚来的3000元捐给一所高校，校长激动地握住他的手，说道：“我替学校里三百多个贫困学生感谢您！”

　　校长的一句无心之话，却重重地砸在白方礼的心上。平时捐了钱都很高兴，这一次他的心情却很沉重。三百多个贫困学生啊，自己蹬三轮这点钱怎么够呢？

　　琢磨了一夜，白方礼决定把自己的老屋卖了，再贷点款，办个公司，赚钱支教。

　　于是，一个占地几平米的流动车停在了天津站的广场上，上面挂着一条横幅，写着“白方礼支教公司食品服务部流动车”。

　　支教公司越办越好，捐出的钱越来越多，但出乎儿女们意料的是，这丝毫没有改变老人蹬三轮的生活。

　　为了多赚一点钱，他把支教公司交给他人打理，自己还是出去蹬三轮。又为了方便照看公司，他搬进了流动车旁的铁皮棚。

　　那是一间比报刊亭还要小的棚子，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，睡觉时连腿都伸不开。屋里没有电，一下雨，房顶就漏水，这里堵一块，那里补一块。

　　这是怎样的一个容身之地，白方礼一住就是6年。

　　子女们让他回去住，可他偏偏不肯，他得看着流动车里的食品，晚上还要卖西瓜。

　　为了给孩子们攒钱，他连水都舍不得多用，每天早上洗脸，他只用没过盆底的一点水，晚上再加一点点热水洗脚。

　　他舍不得买衣服，衣服是捡的，鞋子也是捡的，今天捡一只，明天捡一只，一双鞋往往是不一样的。儿女们给他买了鞋，他转眼就捐了出去。

　　一日三餐，他更是舍不得吃肉、吃鱼，每日的饭菜，除了白开水加馒头，就是白米饭蘸酱油。有时候，他连买馒头的钱都舍不得，便在车站捡人家的剩饭吃。

　　有一次回到家，儿媳妇烩的肉菜里煨着鸡蛋，他就着半个鸡蛋吃了一碗饭，剩下半个说什么也不吃了。儿媳妇劝他想吃就再吃点，他叹道：

　　“儿媳妇啊，你不知道，我这肚子永远填不饱，跟无底洞似的，我不能再吃了，吃多了就浪费了。”

　　睡觉时，白方礼把一块鸡蛋含在嘴里，躺在床上咂摸滋味。他害怕自己多吃一口，就似决堤的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。为了多给孩子们攒钱，他只能克制。

　　对自己狠心，对自己的子女也没有一丝心软。

　　九十年代，女儿和女婿双双下岗，外孙还在上学。女儿一时找不到工作，来向父亲求助，白方礼却一口回绝道：“你有手有脚，不能自食其力吗？下岗的人多了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”

　　女儿理解不了，觉得父亲的心是铁打的，哭着质问他：有你这样的父亲吗？

　　白方礼心里也难受，可一想到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，只好狠下心对女儿说：

　　“你这点困难算什么？学生们比你困难多了！”

　　到了88岁，白方礼蹬不动三轮了，由于城市建设，他的支教公司也不能再办下去了。老人就端着一个铁皮饭盒，在火车站给人看守自行车。

　　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眼睛一天比一天模糊，连饭盒里的硬币都数不清了。强撑到最后一天，他清点了盒子里的毛票和硬币，一共是521.21元。这些钱，他一分都没舍得花。

　　那是2001年的初冬，下了一夜的雪，一大早，白方礼骑着三轮来到了天津耀华中学。他的头上、眉毛上、胡须上都是冰碴儿，衣服上结满了雪痂。

　　他颤巍巍地拿出那叠得整整齐齐的521.21元，递到耀华中学徐老师的手中：“工资到了，我给学生送钱来了。”

　　那个画面，徐老师记了一辈子。

　　白方礼这一生，从来没有停下歇息过。

　　年轻时为自己奔波，中年时为家庭奔波，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，他又开始为那些穷苦的孩子奔波。

　　有人问他，希望资助的学生，将来给您养老吗？

　　老人笑了：“我没有那样的想法，对自己的儿女也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他享他的福，我享我的福。”

　　听的人不理解，您过得这么苦，是在享福吗？

　　老人的眼里闪着熠熠的光：“享福啊，自己愿意走这一步，就是享福！”

　　最后那几年，白方礼终于走不动了，躺在病床上，心心念念的还是孩子们：

　　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开发了大剧院，办了大市场，赚了好多钱，都送给贫困的学生。”

　　那时，他已经不能再赚钱了，但仍然将自己的养老金全额捐献。他说，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捐钱。

　　“钱啊有多少没有数，我挣的也没有数，我捐的也没有数，不吃不喝我也得支教。”

　　孩子们去探望他，他还总是说：“等我病好了，我就继续蹬三轮，给你们挣钱读书！”

　　白方礼没上过战场，没扛过枪，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英雄，他只是用一辆普通的三轮车，做了一件平凡的小事。

　　从74岁到93岁，他资助300多个贫困学子，捐出的钱超过了35万元。如果按一公里5毛钱计算，他这15年所行的路程，足够绕地球赤道18圈！

　　耀华中学的徐老师曾经问他，你这么辛苦赚钱支教，是为了什么？

　　白方礼只说了一句话：有国才有家。

　　那时，徐老师并不是很理解老人的这句话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带着学生去探望老人，有人提出在万国桥前合影。

　　老人听了，连忙摆手道：“那是外国人建的，咱们还是和天津大钟合照吧，这是咱中国人建的。”

　　拍完照，老人又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要好好学习，将来造出比外国人更好的东西！”

　　那一刻，孙老师才终于理解，那简短的五个字背后，是重若千钧的力量。

　　2005年9月23日，这位在儿女眼中可爱、可敬、又“可气”的老头，永远地走了。

　　孩子们清理老人的遗物，发现他只留下了一顶破帽子，一副破破的棉手套，和一件挂满奖章的衣服，那是他唯一的一件正式服装。

　　他还有一个存折，存款的数字是零。

　　4年后，老人当选“百位感动中国人物”。2011年，再获“感动中国特别奖”。

　　生前，老人最宝贵的东西，是一条绶带。

　　绶带上挂满了大学的校徽，都是他资助的学生考上大学后给他寄来的。有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南京大学......

　　这一枚枚校徽，就是他此生的荣誉勋章。

　　9月25日，是白方礼出殡的日子。一大早，街道上就站满了送行的人。

　　车辆缓缓行驶，经过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，想让老人最后再看一眼，他生活了几十载的城市。

　　无数次，他蹬着三轮与路上的行人插肩而过。冬寒酷暑，汗水曾洒过每一条路面。

　　只是这一次，老人再也不会流汗了。他安详地躺在车里，蹬了一辈子三轮，他几乎没有坐过什么车。

　　“白爷爷，我们永远想念您！”

　　“白爷爷，一路走好！”

　　“白大爷，你走啦......”

　　“送白大爷......”

　　不是凄厉的哀嚎，只是一声声临别的问候，沉重而伤感。

　　初秋的风已有几分凉意，混杂着人们眼角微微的湿意，目送着灵车渐行渐远，消失在路的尽头。

　　车上的老人要赴一场“约会”，去另一个世界，与分别许久的老伴团聚。

　　留给我们的，只是一个苍老清瘦的背影。在烈日下，在风雪中，蹬着车，路过天津的每一个街角，每一个行人。

　　那样的身影，你只要看过一眼，就会刻在心里，永生难忘。